在中國廣袤的文化版圖上，羅浮山不僅是一座地理意義上的道教名山，更是一座聳立在嶺南士人心頭的精神圖騰。它吞吐著南海的煙霞，在這個濕潤的角落里，千百年來默默接納著無數(shù)渴望歸隱、渴望超脫的靈魂。

　　清代中葉，有一位名叫何南鈺的博羅人，他的一生似乎都在與這座山進行著漫長的對話。他從這里出發(fā)，走向京師的繁華，走向邊陲的煙瘴，最終又帶著滿身的傷痕與風塵，回到這片土地，將生命的最后余音，化作了粵秀書院里的瑯瑯書聲和七弦琴上的蒼涼一嘆。

　　當我們翻開那些發(fā)黃的史料，試圖在《惠州府志》或《粵秀書院志》冷冰冰的條目中尋找他的體溫時，會發(fā)現(xiàn)這個人遠比官修史書來得豐富。他是一個清醒的御史，曾在鴉片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前的30年就預警了海防的危機；他是一個悲傷的父親，在萬里宦游中痛失7位至親；他更是一位絕世的琴家，用手指在絲弦上構建了一個不僅屬于自己，也屬于那個時代的精神避難所。

　　何南鈺，字相文。讓我們撥開歷史的迷霧，去觸摸這個清嘉慶年間嶺南文人滾燙而蒼涼的靈魂。

　　一、善的源頭與書的種子

　　少年何南鈺，就在這樣的家風熏陶下成長。他走進了羅陽書院，拜在名士檀萃門下。

　　一個人的生命底色，往往在童年時期就被父輩無聲地涂抹定型。何南鈺的底色，是溫潤的“善”與堅韌的“勤”。

　　他的父親何迓衡，是一位隱居不仕的鄉(xiāng)紳。在清代名臣阮元撰寫的墓志銘中，我們讀到了一個近乎圣徒般的形象。何家祖上從南雄珠璣巷遷來，世代書香，到了何迓衡這一代，雖未踏入官場，卻在鄉(xiāng)里構建了一個道德的高地。

　　那個關于“盜賊”的故事，至今讀來仍讓人動容。偷盜鄰居家財物的小偷被官府捉拿。何迓衡不是拍手稱快，而是想到了小偷家中那年老多病的母親。他竟然跑到官府求情，釋放小偷。當小偷的母親帶著兒子跪地謝恩時，戲劇性的一幕發(fā)生了——何家自己也被盜了，衣箱被洗劫一空。

羅浮山白蓮湖。 惠州東江圖片社供圖

　　那位母親羞愧欲絕，痛哭流涕，痛斥兒子“禽獸不如”，恩將仇報。那小偷悔恨交加，抱著偷來的東西登門“請死”。這本該是一個恩將仇報的故事結局，但何迓衡卻做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舉動：他不僅原諒了小偷，還贈予其萬錢，讓其以此為本，改邪歸正。從此，這小偷再未作惡。

　　這種寬厚，不是軟弱，而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。它告訴年幼的何南鈺：人心的救贖，遠比法律的懲戒更為徹底。父親為了教育兄長的遺孤，資助他們讀書成才，自己卻作了一幅《空山抱膝圖》以寄意。這種“空山抱膝”的姿態(tài)，那種不求聞達、但求心安的隱士風骨，像一粒種子，深深埋進了何南鈺的心里。

　　少年何南鈺，就在這樣的家風熏陶下成長。他走進了羅陽書院，拜在名士檀萃門下。檀萃，字默齋，是一位學問淹貫的大家。在恩師的指點下，何南鈺如饑似渴地汲取著知識的養(yǎng)分。羅浮山的云霧滋養(yǎng)了他的靈性，圣賢的書卷磨礪了他的志氣。

　　清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，33歲的何南鈺中舉；10年后，清嘉慶四年（1799），43歲的他終于金榜題名，高中進士，入選翰林院庶吉士。這10年的跨度，足以磨平一個人的浮躁，也讓他在步入仕途之前，有了足夠的沉淀。

　　他帶著父親的善念和老師的教誨，走出了博羅，走進了紫禁城的紅墻黃瓦之間。那時的他或許還不知道，命運將在前方給他安排怎樣的榮耀，又將給他設下何等慘痛的埋伏。

　　二、清醒者的孤獨與預言

　　如果當時的大清朝廷能聽進去，哪怕只聽進去一半，廣東的海防或許不至于在幾十年后如紙糊般脆弱。

　　如果說早年的求學是何南鈺生命的蓄力期，那么步入仕途后的他，展現(xiàn)出的是一位封建士大夫難得的清醒與擔當。

　　在翰林院散館后，他授戶部主事，歷任兵部員外郎，最終成為河南道監(jiān)察御史。御史，言官也，聞風奏事，激濁揚清。在這個位置上，何南鈺的目光沒有局限在朝堂的勾心斗角，而是投向了那片茫茫的海洋。

　　那是清嘉慶十四年（1809），距離鴉片戰(zhàn)爭爆發(fā)還有31年。此時的大清帝國，表面上依舊是一派“康乾盛世”的余暉，但敏銳的人已經(jīng)嗅到了海風中夾雜的危險氣息。海盜猖獗，洋船窺伺。

　　身為廣東人的何南鈺，對家鄉(xiāng)的海防有著切膚之痛。他向朝廷上奏了一道折子，條陳粵省捕盜事宜。他指出：“粵東地方，依山環(huán)�！�…東、中、西三路海道，綿延四千余里……民居稠密，商艦駢闐，每為洋匪所窺伺�！�

　　他不僅發(fā)現(xiàn)問題，更提出了具體的解決方案：嚴查戰(zhàn)略物資（米、油、火藥、鐵釘）的出海偷漏，切斷海盜的補給；更重要的是，他請求在各路海汛添駐武員，重兵分頭鎮(zhèn)守。

　　這是一個極具前瞻性的戰(zhàn)略構想。如果當時的大清朝廷能聽進去，哪怕只聽進去一半，廣東的海防或許不至于在幾十年后如紙糊般脆弱。

　　然而，歷史的悲劇往往在于，清醒者的聲音總是被傲慢的權力所淹沒。時任兩廣總督百齡，雖然承認何南鈺是為了海防慎重起見，卻以“水路營汛各有定制，勢不能偏倚疏漏”為由，輕描淡寫地駁回了。百齡認為陸路防守也很重要，不能拆東墻補西墻，更認為現(xiàn)有的九十五營官兵“本無冗設”。

　　這是一種典型的官僚主義回復——用“體制”和“定例”來拒絕變革。何南鈺的奏折，就這樣被束之高閣，淹沒在公文的海洋里。

　　31年后，英國人的堅船利炮轟開了虎門，廣東海防一觸即潰。當硝煙彌漫珠江口時，不知是否還有人記得，當年有一位叫何南鈺的御史，曾大聲疾呼要重視這片海洋。歷史沒有如果，只有冰冷的后果。

　　三、彩云之南的夢魘與《羅浮面壁圖》

　　這幅圖，成了何南鈺與不堪回首的官場生涯告別的儀式，也是他試圖重建破碎心靈的起點。

　　清嘉慶十七年（1812），何南鈺離開京城，擢升為云南臨安知府。從嶺南到京師，再到彩云之南，他的足跡跨越了大半個中國。

　　在云南，他依舊保持著清勤自矢的作風。他訪查并抓獲了盜首楊逢春，治理水患，捐出自己的廉俸賑災。這是一個循吏的本分，也是他父親當年種下的善果在開花。后來他署理迤東道，官聲卓著。

　　然而，命運在這里對他露出了猙獰的獠牙。

　　云南，古稱煙瘴之地。雖然風景壯麗，但在醫(yī)療條件落后的古代，那里的風土對于外鄉(xiāng)人來說，往往意味著致命的威脅。何南鈺一家隨任而來，卻遭遇了慘絕人寰的瘟疫（或稱瘴氣）。

　　在短短的十幾天里，他的眷屬竟然有13人染病身亡！何南鈺在《繼室黃恭人傳》中寫道：“臨城內外天災流行，染及署中。奴婢凡七人，次女及其所出男女凡四人，又李氏妾及其胞弟，皆相繼病故。統(tǒng)計一旬之內，因災而殞者十有三人。”

　　這是怎樣的飛來橫禍？對于一個看重家庭倫理的傳統(tǒng)文人來說，這是天塌地陷般的打擊。他在后來的自述中悲憤地寫道：“古今奇禍，身實丁之�！�

　　清嘉慶二十年（1815），心力交瘁、身染重病的何南鈺，終于撐不住了。他以病辭官，決定回家。

　　回家的路，凄涼而漫長。他想起了家鄉(xiāng)的羅浮山。那座他少年時心向往之、卻因為生計和功名而始終未能親履其麓的仙山。

何南鈺《燕滇雪跡集》書影。 嚴藝超 翻拍

　　在歸途中，或者是在病榻上，他請好友福泉先生畫了一幅《羅浮面壁圖》。

　　這幅畫，不僅是一件藝術品，更是一個傷痕累累的靈魂的自白。他在跋文中寫道：“予于圖中曾見羅浮，于詩中亦見羅浮，于夢中數(shù)見羅浮……然心向往之而卒未暇親履其麓也�！薄敖裥心炅�十矣……前三十年，糊口四方……后三十年，宦游京邸……窮途老馬，戀棧何心；倦飛孤鴻，凌云失志。何苦如春蠶自縛，到死方休邪？”

　　讀這段文字，我們仿佛能聽到一個老人在深夜的啜泣。三十年為稻粱驅使，三十年為功名羈絆。到頭來，功名換不回親人的性命，富貴買不來內心的安寧。他想學達摩面壁，想學葛洪煉丹，想在羅浮山的洞天里，“置我蒲團，面壁十年，了此一生向往”。

　　他的好友宋湘、蔣攸铦、朱文治等人紛紛在畫上題詩。宋湘的詩句尤為沉痛：“天上玉京不可留，人間何處尋瀛洲……君今思歸歸果不？草銘群仙清骨遒�！迸笥褌兝斫馑�的痛苦，也支持他的歸隱。這幅圖，成了何南鈺與不堪回首的官場生涯告別的儀式，也是他試圖重建破碎心靈的起點。

　　四、粵秀書院的最后光芒

　　他在書院設立琴臺，閑暇時撫琴長嘯；他置辦義田，周濟孤寡，延續(xù)著父親的慈善事業(yè)。

　　帶著一身傷病和滿心瘡痍，何南鈺終于回到了廣東，在家鄉(xiāng)博羅的登峰書院執(zhí)掌教席。

　　清道光元年（1821），他在家鄉(xiāng)休養(yǎng)數(shù)年后，接受了當權者的邀請，出任粵秀書院山長�；浶銜�院，是當時廣東最高學府，人文薈萃之地。

　　對于何南鈺來說，這或許是最好的歸宿。官場的爾虞我詐已成過眼云煙，家庭的劇痛已沉淀為心底的暗礁。在書院的講臺上，面對著那一雙雙年輕而渴望知識的眼睛，他仿佛看到了當年的自己。

　　他在這里度過了生命的最后七年。這七年，是他靈魂的治愈期，也是他生命光華的最后綻放。他兢兢業(yè)業(yè)，親自批改課藝。提督廣東學政白镕來考核，發(fā)現(xiàn)入選的優(yōu)秀學子多出自何南鈺門下，對他推崇備至。

　　他不僅教書，更教做人。他編選了《粵秀課藝》，將學生們的優(yōu)秀詩文匯集成冊。他在序言中謙遜而深情地記錄了這一過程。同時，他與學生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。

　　他在書院設立琴臺，閑暇時撫琴長嘯；他置辦義田，周濟孤寡，延續(xù)著父親的慈善事業(yè)。那個曾經(jīng)在云南絕望地想要“面壁”的老人，在教書育人的過程中，重新找到了入世的意義。

　　清道光七年（1827）五月，何南鈺卒于書院任上。他像一個盡職的戰(zhàn)士，倒在了自己的陣地上。雖然他沒有死在羅浮山的巖洞里，但他死在了文化的傳承中，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“飛升”？

　　五、弦上風雷與紙上煙云

　　何南鈺的手指在琴弦上跳動，吟猱綽注之間，戰(zhàn)馬的嘶鳴、駝鈴的悠遠、鴻雁的哀叫，統(tǒng)統(tǒng)化作了震撼人心的聲浪。

　　如果要完整地勾勒何南鈺的畫像，僅僅敘述他的官聲和教績是不夠的。作為一個典型的文人雅士，他在藝術領域同樣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他是惠州歷史上罕見的古琴名家，也是一位極具眼光的收藏家。

　　何南鈺的琴，不是閨閣的幽怨，也不是市井的調笑，而是一種通達天地的浩嘆。

　　由于早年受檀萃等名師指點，加之自己一生的坎坷經(jīng)歷，他的琴風呈現(xiàn)出一種獨特的“清微淡遠”與“雄渾悲壯”的結合。

　　他最擅長的曲目是《塞上鴻》。這是一首描寫邊塞風光與羈旅之情的曲子。當何南鈺彈奏這首曲子時，他眼前浮現(xiàn)的，或許是從北京遠赴云南路上的景象：黃沙、朔風、孤雁、鳴鏑。

　　樂鈞在《立秋日池上聽何相文孝廉南鈺鼓琴作塞上鴻曲》中生動地記錄了他的演奏：“初如肅肅起沙磧，繼若冥冥唳空碧……鐵馬寒嘶青海頭，明駝夜走陰山北。”

　　這是何等壯闊的意境！何南鈺的手指在琴弦上跳動，吟猱綽注之間，戰(zhàn)馬的嘶鳴、駝鈴的悠遠、鴻雁的哀叫，統(tǒng)統(tǒng)化作了震撼人心的聲浪。他把自己的身世之悲，融入了家國歷史的滄桑之中。聽者張岳崧感嘆：“此琴非指尤非弦，當其不鼓神為傳�！�

　　他的琴技已經(jīng)超越了“技”的層面，進入了“道”的境界。這種境界，是痛出來的，是悟出來的。只有經(jīng)歷過生死離別、看透了宦海浮沉的人，才能彈出那種“回薄萬古滄溟心”的深沉。

　　在琴聲之外，何南鈺還留下一段關于收藏的佳話。

　　他曾收藏了一卷明代才子唐寅（唐伯虎）的自書詩稿。這卷墨寶，是他從朋友金仲蓮那里“強行”求得的。宋湘在詩中戲謔地描述了這一過程：“忽然來登子反床，大叫起看唐伯虎……相文寶之奚足怪，自言劫向金仲蓮�！�

　　為了這卷字，何南鈺像個孩子一樣執(zhí)著，甚至有點“霸道”。但這恰恰展現(xiàn)了他真性情的一面。他不僅是看重唐寅的名氣，更是讀懂了唐寅詩中的辛酸。

　　卷中有唐寅的《病起》《嘉靖新元》《詠眼》《詠硯》等詩作。宋湘評價說：“貧欺病壓風酸鼻……客情老況非顛狂�！焙文镶曋�所以視若珍寶，恐怕是因為他在唐寅那些看似風流實則凄苦的詩句中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　　唐寅一生坎坷，才華橫溢卻潦倒終生；何南鈺雖然仕途比唐寅順遂，但內心的孤獨與遭遇的家庭劇變，使他們在精神上達成了跨越時空的共鳴。收藏，從來不是為了占有物，而是為了尋找靈魂的知音。

　　程同文在跋文中稱贊何南鈺有“神解”，就像荀勖能聽出鐘律一樣，何南鈺能一眼辨識真跡，更辨識出了字里行間的真氣。

　　六、尾聲：歸去來兮

　　文化是一種人格。何南鈺的人格，既有“鐵馬寒嘶”的剛烈，又有“芙蓉萬柄”的清雅。

　　何南鈺的一生，是一部典型的中國傳統(tǒng)文人的心靈史。

　　他從羅浮山腳下走來，帶著儒家的入世理想，試圖“致君堯舜上”。他在御史任上，展現(xiàn)了經(jīng)世致用的才干和眼光；他在云南知府任上，付出了慘痛的家庭代價。當現(xiàn)實的殘酷擊碎了完美的仕途夢后，他沒有沉淪，而是轉向了內心，轉向了文化。

　　《羅浮面壁圖》是他精神的轉折點。從那一刻起，那個熱衷功名的官員死去了，一個蒼涼而深邃的文化人重生了。

　　他在粵秀書院的七年，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，也是對后學的交代。他的琴聲，他在唐寅字卷前的凝視，都是他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里，為自己構建的精神家園。

　　文化是一種人格。何南鈺的人格，既有“鐵馬寒嘶”的剛烈，又有“芙蓉萬柄”的清雅。他或許不是惠州歷史上最顯赫的高官，但他不僅在海防史上留下了清醒的一筆，更在嶺南的文化史上留下了溫熱的體溫。

　　如今，羅浮山依舊云遮霧繞，越秀山的鐘聲早已不再。但如果我們靜下心來，或許能在歷史的微風中，聽到那一聲遙遠的《塞上鴻》。那是一只孤雁，穿越了三百年的時光，在我們的頭頂盤旋，發(fā)出了一聲關于生命、關于苦難、關于歸宿的長鳴。

　　他終究是回到了他的羅浮，不以肉身，而以魂魄。

　　（嚴藝超）

　　【作者】

　　嚴藝超

　　惠州日報社編委，惠州市文化顧問，惠州市文化智庫專家顧問委員，惠州市政協(xié)文史研究員。

　　【主編說】

　　鄧北黔

　　這篇文章以何南鈺的個體生命史為棱鏡，折射出清代中葉傳統(tǒng)士人從經(jīng)世致用到內在超越的精神轉型。它不僅完成了對一位先賢的生命敘事，更通過海防預警、家庭悲劇、琴藝寄托等維度，深刻揭示了個人命運與時代精神、儒家擔當與個體安頓之間的永恒張力，完成了一次深沉的人文叩問。